1948年深秋，南京黄埔路官邸，墙上大幅作战地图的红蓝标记正无声诉说着一场不可挽回的溃败。
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但所有讨论都围绕三个地方展开：西南的西昌、海南岛、台湾。
绝大多数人主张第一种方案，认为抗战时期就在西南撑了八年，有经验，有地形，有回旋余地。
时任陆军总司令的关麟征等人强烈建议退守西南，理由听起来很硬——西昌地势险要，北有秦岭，东有三峡，南有横断山脉，全是天然屏障，易守难攻。
抗战那时候，全民族都站在国民政府这边，西南的军阀再不好管，也不敢在大敌当前的时候翻脸。
老百姓不买账了，西南那帮地方实力派——邓锡侯、刘文辉这些人——跟蒋介石面和心不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一旦围过来，外部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四面被包，结局无非是早死晚死的区别。
蒋介石一度动过心，甚至指派薛岳——那个在抗战中打出过万家岭大捷的悍将——率十万部队驻守，在岛上构筑了号称“伯陵防线”的立体防御体系。
这支队伍不是普通的地方武装，他们熟悉岛上的每一寸土地，有完整的情报网络，而且跟大陆的联系从未中断过。
一旦从雷州半岛渡海，这两万游击队就是岛内的定时炸弹，里应外合，薛岳的防线再坚固也会被从内部捅破。
四野不一样，他们在东北打了三年硬仗，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天涯海角，作战经验比较丰富得可怕。
而且海南岛的防御纵深太小，薛岳号称十万守军，实际上兵力的质量和指挥体系的整合都成问题。
四野的渡海兵团，从1949年底就开始在雷州半岛集结训练，规模达十一万人。
四野第15兵团统一指挥第40、43军六个师，加上高炮部队和工兵，对海南岛发起了渡海登陆作战。
四野将士靠最原始的船只，硬是撕开了吹嘘的立体防线日，海南全境解放，共毙伤俘敌三万三千余人，红旗插上了五指山。
张其昀，浙江宁波人，1900年出生，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任浙江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跟那些带兵打仗的黄埔将领不一样，张其昀是个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还专攻过“国家战略学”，在哈佛大学深造过这门专业。
台湾光复后，他曾领队赴台当地考验查证，对岛上的地理、交通、资源状况有第一手的认识。
1948年底，张其昀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跟绝大多数人截然相反的建议——不是西撤，而是东撤，把台湾作为退守之地。
1948年底尚控制着华南、西南大片领土，海军总吨位仍是的十倍有余。
张其昀指出，在三大战役后势如破竹，的“划江而治”只是一厢情愿。
四川那帮人，抗战时期还能凑合着用，到了1948年，他们各自都在打自己的算盘。
当时没有现代化的海军，连像样的运输船都凑不齐，的难度远超海南岛。
稻作可以收到三期，粮食产量远比海南岛大得多，能够供养军队和迁民的基本需求。
张其昀认为，有了这些基础，加上带过去的资金和技术人才，台湾的经济可以很快起飞。
四面环海的地理特征也使得管理相对容易——只要控制好港口和机场，岛内社会秩序就非常容易维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立即进入台湾海峡，阻挠的渡海行动。
美国还将台湾纳入所谓的“太平洋第一岛链”战略之中，作为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
1949年初，蒋介石把陈诚叫到跟前，直接问了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台湾能不能守住？
陈诚的回答很务实：凭借台湾海峡的天险和海空军优势，短期内打不过来。
但前提是，必须提前把台湾经营好，把岛内的社会秩序稳定下来，把经济基础打牢。
1948年12月，蒋介石不顾亲信胡宗南等人的反对，决定由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
陈诚是浙田人，跟蒋介石是老乡，从北伐时期就开始跟随，是蒋介石亲手培养起来的嫡系中的嫡系。
把他放到台湾，一方面是由于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因陈诚在行政管理和地方治理方面确实有经验。
他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治台方针，首先推行“三七五”减租，减轻佃农负担，弱化地主独占土地的顽固心理。
1948年11月底，蒋介石密令财政部长俞鸿钧，要求他在一周内将国库一半黄金运到台湾。
12月1日，海军舰艇“海星号”等军舰，载着二百六十万两黄金、四百万枚银元，在夜色中悄然驶向基隆港。
1948年12月3日，美国路透社抢先发布新闻，称国民政府央行在秘密偷运黄金。
12月24日，上海等待兑换黄金的人群完全失控，为了挤进银行，相互挤压冲撞踩踏，最终酿成七死五十伤的惨案。
1月20日，海军多艘舰艇载着九十万两黄金、三千万枚银元以及七千万美元离开上海外滩码头。
经过几轮抢运，国库原有的四百多万两黄金基本上被搬空了，只剩二十万两左右。
整个黄金运台行动持续了将近半年，总计约四百五十万两黄金被运出，装成五万六千二百五十个木箱。
这批黄金后来成为新台币发行的储备金，也是在台湾站稳脚跟的重要经济基础。
1949年大迁徙中，蒋介石将二百六十万军民带到了台湾，同时带走了两个重要资产：一个是故宫文物，另一个就是国库黄金。
文物的运输比黄金更为复杂，涉及大量珍贵字画、瓷器、青铜器，要专业的打包和运输条件。
在运走黄金之后，蒋介石又想起来抗战时期查扣汉奸的珠宝还有一部分存放在中央信托局。
运黄金，搬文物，派陈诚赴台，所有这些行动都指向一个方向——1949年初，蒋介石已经在事实上把台湾当成了最后的避难所。
同一天，他乘飞机离开南京，先到杭州，当晚与陈诚、蒋经国等亲信在西湖楼外楼共进晚餐。
回到老家奉化溪口后，蒋介石几乎每天都游览溪口风景，看起来像个安享晚年的退休老人。
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三年生聚，三年教训之方法”的字样，明确说要效法同乡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
蒋介石在杭州与李宗仁会面，李宗仁希望他复出，蒋介石没有同意，而是建议另设非常委员会。
此时李宗仁是代总统，蒋介石在行政上已无职务，但依然以总裁的名义指挥一切。
六月，他开始考虑建立东南军政督理委员会，自任主任，同时考虑以陈诚为闽台绥靖主任。
原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对蒋介石越权指挥空军干部表示不满，蒋介石的回应强硬得近乎蛮横——他说自己是“革命领袖”，其地位与“总统”名义的存在无关，没有总统名义反而可以摆脱法律限制，对“革命军队”拥有“绝对无上之权力”。
人民西南军区以十三个团的兵力，从南北两路同时向盘踞在西昌的残部发起进攻。
3月27日，攻占西昌城，胡宗南、贺国光仓皇乘飞机逃跑，守军纷纷溃逃。
西昌战役历时二十五天，进行大小战斗十四次，歼灭军一万五千余人，解放了西昌地区及毗邻的川滇康县城十八座。
这是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中国人民与反动军队在大陆的最后一战。
这个地理学家出身的文人，在军事会议上获得了比黄埔系将领更高的话语权。
通晓古今历史，张其昀很清楚，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权，从蜀汉到南明，没一个能长久。
张其昀在1949年后继续在蒋介石身边任职，出任“总裁办公室秘书组组长”，实际上取代了已死的陈布雷，成为蒋氏“小朝廷”中“官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之后又相继担任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教育部长、资政等职，还是第八届至第十一届的中央常务委员。
晚年，他创办了“中国文化学院”（即后来的中国文化大学），被台湾学界誉为“文化之父”和“教育之父”。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立刻实施，封闭全省，限制出入境，实行军事管制，封锁大陆消息。
1949年6月10日，宣布把新台币与大陆的金圆券做分割，切断了经济上的联系。
早在1949年6月，就明确要求三野负责武力，点将粟裕主持对台作战，甚至把列为几个月内的“四大工作”之一。
七月，致信周恩来，要求组建一支空军攻击部队，“准备明年夏季攻取台湾”。
1949年12月，出访苏联，在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时，专门提出希望在时得到苏联的海空军援助。
1950年2月，又提出要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以起义的伞兵第三团为基础，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这个选择不纯粹是军事考量，更多是地理、政治、国际形势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决策。
张其昀的建议帮助蒋介石看清了这一些因素的叠加效应，也让他更早地启动了黄金文物转运、陈诚赴台、人事布局等一系列操作。
但无论如何，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不会因为蒋介石当年的选择而改变。
1949年那个站在地图前做决定的蒋介石不会想到，他当年在台湾海峡对岸划下的那条线，至今仍然横亘在那里。
